（秘鲁金字塔）

提起金字塔，很多人会想到埃及，但金字塔并不只存在于埃及，在位于重洋之外的南美洲国家也有分布，其中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沿海地区的“帕伊拉索” 考古遗址，就存在着12座金字塔，其中有一座，迄今为止最少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

然而就是这样一座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，毁在了秘鲁当地两家房地产开发商的重型机械手中，至于这座金字塔被毁的原因，竟然仅仅只是因为需要开采铺路所需要的碎石，实在荒诞而可笑。

（被拆毁的金字塔遗址）

文物被毁后，秘鲁政府当即采取措施，一方面惩罚涉案的两家公司，另一方面派出考古专家进行考古发掘，随后在这座金字塔的下方，发掘到5具简陋的棺木，还有另外11具被布料包裹的尸体。

从这些尸体上所留的衣物来看，这些尸体绝非这座金字塔所存在的年代，甚至没有超过两百年，考古人员对这些遗骸的特征进行判断，发现他们都是亚洲人，细究秘鲁历史，16具遗骸的身份便水落石出。

这16人，均为 19世纪的清朝人！

（秘鲁金字塔下的清人遗骸）

消息传回国内，勾起了我国考古专家们以及历史工作者心中永远也抹不去的创伤，甚至有人当场落下眼泪。

19世纪，清朝人在秘鲁的处境，是一段对所有中国人来说，屈辱而又惨痛的血泪史。

罪恶的人口拐卖和沿海奴隶贸易

自19世纪开始，黑奴贸易走向衰落，不断扩张的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，使他们盯上了当时拥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但政府衰败的中国，包裹着“招募劳工”以及“海外移民”的华丽遮羞布的奴隶贸易，席卷了当时南方沿海一带。

位于南美洲的秘鲁于1820年脱离西班牙殖民者独立，国内劳动力不足，秘鲁官方还鼓励在中国实施掠夺人口的恶劣行径。

（被拐走绑架的“猪仔”）

当时清政府对于出国务工有着非常严厉的禁例，秘鲁方面便采取邪恶的非法手段，通过收买澳门当地游散闲汉和地痞无赖之流的“奸民”，一开始他们各种向那些无以生计的贫苦人吹嘘国外多么好，后来便强行绑架，将人拐卖到沿海通商口岸，被暂时安置在“猪仔馆”。

在人贩子们的眼中，这些被拐卖的苦力如同牲畜一般，不能当人看，对他们的称呼便是 “猪仔”，而“猪仔馆”便是用来临时囚禁被拐的苦力们的场所。

这些“猪仔馆”有些是临时租用的闲置房屋或者是仓库类建筑，还有更简陋如用栅栏围成，顶上用草席覆盖的低矮栏棚，这些栏棚里又分隔成许许多多个小间。

在栏棚之外，又密密麻麻的缠绕着铁蒺藜网，防止被拐来的“猪仔”逃跑，更有者干脆直接将拐来的 “猪仔”囚禁在运输船上，等装满“猪仔”后出发的“水上猪仔馆”。

（猪仔馆外）

无论是哪种形式的“猪仔馆”，都戒备森严，“猪仔”们在这里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，他们身上的衣服都被剥得精光，许多人的发辫也被绑在一起，还有些人被带上枷锁，蓬头垢面，满身污垢，面色如菜，吃的是“鸡狗之食”，动辄遭受打骂折磨，猪仔馆外时常能听到哀嚎和惨叫声。

有的“猪仔”不堪忍受折磨，选择逃跑，也往往逃不脱被抓回，然后被人贩子当众打死，“杀一儆百”，还有的直接选择自尽。

死在“猪仔馆”的人就有不少，而人贩子也不对他们的尸体作什么处理，直接扔到荒郊野外，任由死者曝尸荒野，遭野狗和飞鸟啃啄，还有遭受折磨奄奄一息，无法短时间内恢复劳动力的人，也会随着死尸一同被丢弃荒野。

1852到1858七年时间，单单澳门一地，死在 “猪仔馆”被弃尸的人就多达8000人。

（被贩卖的华工）

而剩下或者的人，熬过“猪仔馆”的苦刑，被装运上严重超载的货船，这些船只大多都是用来装运鸟粪的，船舱内脏臭不堪，加之空间狭小，“猪仔”们蜷缩身体，“日则并肩叠膝，夜则交股架足而眠”，舱内到处可见便溺和呕吐物，垃圾成堆，各种霉味臭味充斥，加之并不通风，时常有人生病，船上的医生根本顾不过来，也没有药品，而那些病了的人，最后的结局往往是被丢弃下船，葬身大海。

另外，超载也就意味着淡水和食物的紧缺，船主更是荒诞地将水明码标价，一银元一杯水，而苦力们卖身得来的钱最多也才两元！

被贩卖来的苦力饥渴难耐，有偷水被活活打死的，还有结伴出船舱找水被当做闹事开枪打死的。至于剩下的，病死的、渴死的、饿死的，能活着等到下船的人，往往只剩下当初被装运上船的一半。

（贩运华工的船只）

人贩子们算过这样一笔账，一辆额定承载200人的船，被改造得容纳600人，中途死去一半，实际运到的300人，也将多赚100人的钱。

华工们的生命被看做是数字，死去的200人在100人的运费面前毫不足惜。

海上航行危险重重，一旦遇到大风浪或者触礁船体损毁，船舱进水，船长带着船方人员逃离，剩下满船苦力，恐惧中争相奔出船舱，期间有人磕绊跌倒被踩踏致死，而那些跑出船舱到甲板上的苦力，随着船只被狂风和海浪卷起而翻滚、踩踏，最后落水丧生。

（华侨博物馆的“猪仔”雕塑）

深受苦难的中国劳工
或许对这些被拐卖的苦劳力来说，葬身大海是最好的解脱，那些活着下船到达秘鲁的人，他们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。

在下船之前，这些苦劳力被逼着对船舱做彻底的清扫和整理，以应对检查，为了使他们看起来“有卖相”，船方还会大发“慈悲”的给每人一件褐色的短上衣和同颜色的肥大的裤子，崭新的单鞋和一顶帽子。

之后，这些库里一个个带着自己跪在甲板上，任由买主上前捏一捏二头肌，摸一摸肋骨，像挑牲畜一般挑选他们。

拍卖成交后，这些苦劳力被雇主派来的工头带着列成一队，穿行街市，任人取乐。

（被贩卖的华工）

相比之下，这些人所受到的待遇已经是极好的了，更残酷的是有些苦劳力甚至被剥光了衣服赤条条的由买主检验。而为了验试他们筋骨的强弱，买主们还会用鞭子抽打他们。对此，有的人不堪忍受便独自跳海自杀，也有人结成一群投身大海。

这些被买主买下的苦劳力，一部分去收集鸟粪，而这之中的一大部分则被卖到了钦查岛，那里是秘鲁最大的鸟粪工场。

在钦查岛，劳工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简陋工棚里，南美潮湿，时常下雨，雨水便从棚顶漏下。饮食也很成问题，时常缺少饮水和粮食，白天还要在恶臭的鸟粪中进行高强度的劳动，天不亮就开始起床劳作，直到夜里才能休息。

（华工们）

凌晨四点，就有又高又壮的黑人工头，手里拿着皮鞭，呼喝着劳工们起床，来到鸟粪开采工场干活，太阳升起，空气渐渐闷热，鸟粪腐臭的气味萦绕在四周，几乎让人窒息，然而黑人工头手里的皮鞭就高悬在他们身后，稍慢一些，皮鞭便呼啸而至，打在人身上当即就会皮开肉绽，血流如注。

上午十一点，可怜的劳工们才堪堪吃上一天中的第一顿饭，食物既难吃，也不怎么卫生，匆匆地吃过饭后，他们又被用皮鞭赶着继续劳作。

到了下午四点多，劳作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劳工们已经筋疲力尽，他们的动作便有些慢了，突然，破空声响起，接着一声痛苦的嚎叫，“噗通”一声倒在旁边的鸟粪堆上，黑人工头粗鄙的喝骂声、皮鞭抽打在人身上的噼啪声、惨叫声在鸟粪工场回响，但很快哀嚎便熄了下去，皮鞭继续在倒地的劳工身上抽打，昏死过去的劳工被痛醒，拷打停止后，有还能挣扎着站立起来的，但也会很快倒地，再也不见醒。也有些能撑着被拖到医生那里救治的，却仍旧是难逃一死。

（华工们）

劳工们每天的工作量是100个独轮车的鸟粪，大约是4到5吨，达不到规定，就会被工头用绳子绑住手指和脚趾，吊起来用皮鞭抽打。

环境恶劣，劳动强度大，劳工们几乎是个个都有伤病，但如果不是病重得实在爬不起来，不被允许去医治，甚至身体衰弱得站立困难，还得跪在地上捡鸟粪中的小石子，劳工们双手过劳受伤，就将绳子挂在他们的肩上运送鸟粪。

这些劳工们，每天睁眼便是做苦力，吃不饱喝不足，苦难的生活看不到尽头，死亡便成为了他们最向往的解脱，每天夜里都会有人自缢而死，更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相约前往岛上的高处投海自尽。

被贩卖到秘鲁的苦劳力，除了这些鸟粪工，还有的被卖到了种植园。他们住在守卫森严的 “甲棚”中，做着跟鸟粪工不相上下的重苦力劳动，甚至监管更严，他们往往成群结队的被铁链捆锁在一起，晚上睡觉的床上也有铁环锁着手，外面还有人看守，在这里，连自杀都成了奢望。

（种植园劳作华工）

在这样的折磨下，有不堪忍受的，逃跑便是死，有被恶犬追咬活活咬死的，也有枪杀，或火烧，或在水中泡烂而死，更有恶魔一般的种植园主，杀了成百上千的华人劳工，把他们的头骨堆砌成花台，并以此为炫耀。

坚强不屈地奋起抗争

长期的压迫和折磨让这些苦劳力们不堪忍受，反抗终于爆发了。

1865年，卡纳德种植园500多名华人劳工奋起反抗，杀死了穷凶极恶的种植园主和监工，夺取枪支武器和马匹，组起骑兵队，随后解救周围其他庄园的同胞，组建起一支1200多人的起义队伍，他们占领了种植园，攻打巴蒂维尔卡镇和巴兰卡镇，杀死种植园主和监工，解放那里的中国劳工。

（起义中的华工）

然而好景不长，反抗很快引来了秘鲁警察和军队的围剿，起义军的武器装备差，根本无力抵抗秘鲁政府的攻击，起义失败，600余位中国劳工被杀，剩下的一半继续回去他们的工作，受到了更加残暴的凌辱和虐待。

这一场起义虽然失败了，但中国劳工的反抗却远远没有停止。各地种植园大大小小的暴动频发，1870年9月，帕蒂比尔卡谷的阿拉亚种植园，100多名华工发起起义，一呼百应，不到一天时间，位于帕蒂比尔卡谷的种植园劳工便纷纷响应，揭竿而起，人数增长到1500人之多。

他们企图攻下帕蒂比亚卡镇，作为他们起义的基地，然而这场起义只是华人劳工们的一腔热血，组织不够严密，加之对武器不会使用，很快他们便不敌种植园主的私人武装和秘鲁政府的联合镇压，有人逃了自杀了，更多的人则重新落到了种植园主的魔掌中。

（起义的华工）

起义虽然失败，但在秘鲁产生的影响颇为巨大，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巨大波澜，秘鲁对待华工名为“雇工”实则奴隶的残暴罪行被经由西方媒体公之于全世界。

而一些华工在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奴役后，有幸运地活下来成为自由民的中国劳工将他们所受的磨难写成文字，通过美国驻扎在秘鲁的公使霍维将军，经由美国驻中国公使劳文洛斯转交给清政府，并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发表在众多报刊上，就连西方人看了都忍不住同情，然而清政府却表示：“私自出洋的人是弃民，不值得保护。”

当时的清政府秉承着限制国人出国务工的宗旨，意图借此警戒那些意图出国的国人，然而一国政府对身在海外的子民如此冷漠，更使得在秘鲁水深火热中的华工更受歧视。

（画押铁证）

在秘鲁，华工的处境异常的艰难，那些曾经被奴役过、歧视过的黑人、印第安人们将自己所受到的欺侮加倍地施加在华工身上，他们不允许华工死后葬入正规的墓地，无奈的华工便将死去的同胞埋葬在当时荒凉不堪的金字塔周围。

当时，不计其数的华工被胡乱地丢弃在那里。而多年后在金字塔下方发现的16具遗骸，就是那时因遭受非人虐待而客死异国他乡中国同胞。

1872年，“玛耶西”号航船受天气影响，在日本横滨港停留，一名华工从船上逃跑，被英国“艾恩·杜克”号船上的水手所救，船上225名契约华工以及12名未成年人在船上遭受的悲惨待遇被公之于众，举世震惊。

“玛耶西”号事件发生后，日本方面询问清政府如何处置此事，国家颜面在前，清政府也不得不出面，为这些被拐的国民讨回公道。

（报刊资料）

清政府从冷漠以待到坚决维护

在“玛耶西”号事件之前，中国劳工第二次向清政府发出诉状，这一次清政府没有置之不理，虽然只是表示：“对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，劝以容忍，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体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” ，并没有对在秘鲁的华人有什么实质性的保护，但随后，在秘鲁的华人中，成立起一个七人的上告团。

在这个上告团中有一位身份很特殊，他是清王朝一位总督的儿子，历经15年的磨难后，这位总督公子残了一只脚，双耳皆失聪，终于获得自由。

上告团写了一份长达三千页的巨篇状文，详述了被掠夺和拐卖到秘鲁的悲惨经历和遭受虐待的情况，状文传回国内，经由各国媒体在世界范围传播。

（华工资料）

中国劳工在秘鲁遭受的残忍凌虐公布于世后，遭受到了来自世界范围的指责，随后发生的“玛耶西”号事件，加上秘鲁国内不断爆发的华人劳工暴动，澳门的劳工贩卖的黑恶贸易被迫中止，秘鲁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，颁布了改善中国劳工生活和工作的法令，同时派出海军上校葛尔西耶和清政府交涉谈判，企图签订一条华工输出的条约。

清政府方面认为，秘鲁靠着中国输出的劳动力才得以维持国力，一旦没有了华工输出，便会陷入危机，也没有掀起战争的实力，故而拒绝签订条约的态度十分坚决。

然而葛尔西耶却联合英美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，迫使总理衙门同意谈判条约，派出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秘鲁方面谈判立约。

（李鸿章）

李鸿章起初坚持要求秘鲁遣返所有被掳的华工，否则不立约，然而秘鲁一国依赖华工维持国力，根本不会同意，因此前两轮的谈判均以失败告终，随后英美公使再次施压，再加上在秘鲁的华工无力支付归国船票，清王朝财政紧缺，也出不起船费，十万人口的安置也很成问题。

李鸿章只得退让一步，要求先签订保护华工的条例，葛尔西耶不接受，企图绕开李鸿章与总理衙门谈判，对此恭亲王奕忻坚持和李鸿章同样立场，葛尔西耶只得在第三轮谈判开始后作出妥协。

直到1873年12月末，澳门苦力贸易全面禁止后，秘鲁劳动力不足的窘境愈发明显，葛尔西耶需求谈判订立劳动力输出的心情越来越迫切，李鸿章借此为中国在秘鲁的劳工争取了更多利益，要求华工在秘鲁享有外国侨民的所有权益以及劳工合同期满后，由秘鲁政府出资遣送华工回国。

（秘鲁中华通惠总局）

随后清政府派使臣前往秘鲁驻扎，水深火热的秘鲁华工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曙光。自那之后，他们的劳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，除了少有的几十人选择回国，其余十余万的华工在契约期满后选择留下。

他们与当地人通婚，定居下来，开始从事其他职业劳动，一部分头脑灵活的华工甚至做起了生意，逐渐拥有了资产，跻身进入了秘鲁的上层社会。

结语：

其实，当初沦落到国外的华人又何止秘鲁的十万，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也都在昭示着“弱国无外交”的真理。

（唐人街）

经过170余年的繁衍生息，在众多华人华裔不屈的斗争奋力进取下，如今的秘鲁拥有华人血统的人有500万之多，他们从事各行各业，俨然不复当初的困苦与无助。

而如今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渐提升，这些当初磨难存活下来的华人后裔们，以及后来去往秘鲁务工的华人才能在各色人种混杂的秘鲁挺立胸膛，并亲切的称呼国人“老乡”。